当然，这都还不算什么，到后面，特别是南宋时的火器制造更是进一步的向规模化推进。

如建康府的都作院，在1129—1261年间，就生产了火器差不多38000多件。

而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逾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

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又有了新的进展。

可不幸的是，金人与蒙古人在与宋军作战中也获取了火药的制用方法，这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有重要意义。

而欧洲人会制造火器则是14世纪的事了。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药和火器的使用同样是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对仁义的宋人来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马克思对传到欧洲的三大发明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可岂止是这三大发明，在数学、天文、医学、冶炼、建筑、农学、造纸等诸多领域，宋朝都取得了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辉煌成就。

宋朝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高峰。

以秦九韶、李冶、杨辉、沈括、贾宪等为代表的大数学家，以其卓越成就永载史册。

秦九韶著数学九章》，提出“大衍求一术”，创“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比欧洲数学家尤拉和高斯的相关研究要早大约500年。

还有李冶著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是率先系统论述“天元术”的著作，同样领先欧洲数百年。

还有杨辉著的详解九章算法》和日用算法》，首创“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还发展了九宫图，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

此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贾宪的“增乘开方法”的提出比意大利的鲁尼和英国的霍纳要早800年。

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等差级数“会圆术”，并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箭的弦和矢求弧长，也都比欧洲早得多。

宋朝天文学发展成就辉煌，北宋天文学家苏颂与翰公廉建造了新的浑天仪，开创性的以水力运行，使之与天体运动基本保持一致。

新浑天仪高达12米，宽7米，共分三层，上层为“露台”，用来观测宇宙天体，中间的“浑象”每昼夜自转一周，相当精确。

这台“水运仪象台”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北宋中期，官方至少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留下了大量天文史料。

天文学家黄裳更是根据观测结果绘制了星图。

精确的天文观测直接推动了历法改革。

宋代一共进行了18次历法改革，对各种测算和计算方法都进行了改进和修正。北宋中期卫朴修定历法，以365．243585日为一年，比旧历准确度大为提高。

1199年，杨忠辅重制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与西方1582年颁布的公历数据完全相同。

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就，真的是让人可敬可叹!

宋代医学发展较唐代更为先进。

而且宋代的医学发展有人极为昌盛，像是分科更细，由前代的脉科、针科、疡科三科细化为“眼科、产科、风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书禁科、疮肿兼析疡科、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等九科，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标志着中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完善，王惟一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模型，在针灸发展和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药物学上，太祖时编印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133种。

北宋末修政和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增加476种，在本草纲目》问世前是最权威的药学专著。

太平圣惠方》收录中医处方16834个，比唐代干金方》多出1万多个。

圣济总录》则堪称医药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汇集了前代和宋世诊断、处方、用药、针灸等方面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其中刊载药方近2万个，为历代之最。

此外中医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也出现在宋代。

宋代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慈的洗冤录》，其中涉及验伤、验尸、检骨、验毒等诸多领域和实践，许多创造性的方法令后人惊叹，不但开启了中国法医学的门户，更以重视证据和推理的法制意识影响了后世。

宋代，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此外，石油、煤炭的开采利用，焦炭冶铁法和胆土煎铜法的使用，制盐技术的改进，银盐变黑显影技术的发现，UFO的观测记录，中国冒险家的环球旅行，乃至“救生圈”等生活小器物的发明，宋朝都领先世界数百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北宋时期一批“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沈括及其所著梦溪笔谈》，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沈括还与苏颂合编了苏深内翰良方》，林灵素在为这部医书所作的序中说：“凡所至之处，莫不深究。

或医师，或巷里，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访求。”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少好学，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刘敞则以熟知地理、描绘地图而闻名于世，宋史》载，“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

苏颂虽贵为宰相，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

一代名臣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一代奇才苏东坡不但琴棋书画、诗词文赋无所不通，而且通医理，善烹调，治农桑，还是水利行家，前文所述的”定影原理”最早就见于苏轼的物类相感志》：“盐卤窗纸上，烘之字显。”

这些博学多才人物的成批涌现，明显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思想潮流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史学家杜石然先生认为，宋代“新儒学”所倡导的“穷理”、“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宋代科技高潮的社会思想原因，并促成了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可谓真知灼见!

由此，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怎能说它孱弱呢？

只能说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梅毅

曾经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两宋文明，本应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让人骄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后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北宋先亡于女真，而南宋继亡于蒙古！“靖康事变”的耻辱和“厓山之役”的惨败成为两宋王朝留给后人最深刻最悲怆的记忆。

为什么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繁荣最富强的王朝会落得个这般惨痛的结局

原因似乎并不复杂，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并将利爪伸向宋朝，两宋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个案。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文明毁于野蛮几乎就是世界历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轨迹。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乱华”的历史悲剧已经不止一次的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灿烂的中原农耕文明一次次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化为废墟。

可是宋朝的灭亡是最令人不堪回首的。

因为被野蛮毁灭的两宋文明，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国古代史上距离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国继续保持并扩大对世界的领先优势并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最佳时段。

然而，这一切都被北方席卷而来的寒**得无影无踪!

梅毅先生在刀锋上的文明》一书中对此有一段精准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对于当时来说太先进。

宋朝的中国人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自恋至极，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机能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的确，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凶悍，—个比一个残忍，一个比一个野蛮，尽管宋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强敌”蒙古人的铁蹄下。

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戛然而止，不，是发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绝汉化的蒙元统治者将正处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宋朝无情地拉回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前进的常规通道被打断了、倒退了、逆转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变得沉默了、喑哑了、呆滞了……

此外，若干年后，我们还会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样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再次送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并使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黑暗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

再过若干年，我们又会看到，奴隶制的满清接手烂透了的明王朝后，怎样把汉文化的糟粕“发扬光大”，使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创造力的朝代”。

而就在中国人沉醉于“康乾盛世”这一“落日的辉煌”中时，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已经在“三大发明”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基因突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工业文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领先世界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后了……

宋朝的灭亡，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两宋灭亡的历史是痛苦的。然而历史需要重温，需要体会，需要反思。

与野蛮为邻，是两宋灭亡的必然；然而以两宋的综合国力论，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宋朝无可置疑是伟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贤者”讳的理由。

一个当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艺、娱乐等几乎所有领域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数一数二的大国，最终却屈辱的灭亡于蛮族之手，如果说自身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宋亡的自身原因，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者，有归咎于“强干弱枝”的军事体制者，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而普遍和较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三冗两积”之弊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什么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么说呢，可以说两宋3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边患史”，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状态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费重金“养兵”御敌。

宋太祖时宋军总额22万，太宗时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威胁，扩员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万，仁宗庆历年间，面对来自辽夏的双重压力，宋军激增至125．9万人，比建国之初增加100多万人!

这百万大军的花费非常可观，宋代兵士除了口粮、月钱和衣服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也达50贯。

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11000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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