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谭老师?”李娅回头来看。
那个女孩的男友忙把谭璇的手机捡回来,道歉:“对不起啊,手机坏没坏?”
女孩拉扯着男友的胳膊,不满地小声嘀咕:“是她突然停下来的嘛,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谭璇接过手机,情绪很不对劲,摇了摇头:“抱歉,没关系。”
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在李娅的询问里过了登机口。
此时,斯德哥尔摩的天气很好,秋日的晴空又高又远,然而,再好的天气里也随时会有令人悲伤的事发生——
刚才爷爷发来消息说,坦克走了。
坦克的最后一张照片,安静地、一动不动,再也不会抬起它的头,乖顺地希望她摸一摸,或者无怨无悔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跟就是十二年。
知道会有离别的一天,从它步伐越来越缓慢、爱吃的食物也吃不了多少,到后来进宠物医院住了那么久,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明白它总有一天会离去。
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刻,谭璇还是没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直到她上了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她的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一些零碎的画面。
画面里,她是当事人,她也是旁观者——
十一岁的时候,她重回那个封闭的孤儿院,找不到她一直写信的小哥哥,管教的人提起他,恶狠狠地说,他死了,偷东西打架,不学好,把一个人的肋骨都打断了,进了少教所,在里面被小混混们打死了,都不知道埋在哪。
她和五哥把一只哨子埋在外婆新家的院子里,外婆说,种一棵桂花树吧,过几年就能开花了。五哥拍着手说,开了花他要来闻。当年的十月,他淹死在河里,泡得发肿。外婆家院子里的月桂树已经开了很多年的花,没有人拍着手要去闻。
十二岁的时候,爸爸的遗体裹着鲜红的旗帜,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回到了她身边。四周太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穿着军装的、西装的,戴着黑臂章都看着她,她拽着爷爷的手,一滴眼泪都不敢掉。她嘴里无声地念着爸爸,一遍又一遍,这个最正常的、她从小向往的称呼,以后都不可以再叫任何人了。她从此,没有爸爸了。
十三年后的今天,再一次体会分别,她远在异国他乡,甚至都不能及时看一眼坦克。现在她的手机也已经关机,不能打给任何一个人询问或者哭诉。
活在这珍贵的世间,多少时候是孤独一人消化所有悲伤呢?
“谭老师,你还好吗?”李娅关切地问。
飞机已经飞上了高空,窗外的阳光刺目、飘过大朵的云,谭璇笑了笑:“没事,就是有点晕机,休息一下就好了。”
李娅递过来一只耳机:“听听歌,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歌声入耳,狂放里透着苍凉与悲伤:
“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
打烊了,该走了,
生命的规定是如此严格,
谁能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