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妞儿面前落跑，这事儿让我和铁勇觉得非常跌份儿，事上没有谁对谁错，但理上论起来就一点，他们大院里说普通话的孩子和我们胡同出来的老京腔根本就不是一路，六八年的时候能掐得死去活来，换今天在我们眼里还是一样。

再加上，我俩五六年前就是这天桥叱咤风云的主儿了，居然今儿被群小屁青头给唬住，这气死活咽不下口——哥们的面真这么容易折？这哪儿跟哪儿说起啊！

我和铁勇一逃走就返回了胡同，然后喝五吆六的邀约人，那些六八年和我们一起混的顽主大多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人也找得很困难，幸好最后遇见了几个老熟，才从北汽修理厂找回了帮哥们，晚上直接就带去刷了夜，把那帮小子拎出来狠揍了顿踏实的。

完事儿之后，我和铁勇请哥们在羊肉馆子狠狠吃了一顿，把在井队上好不容易存下来的几个子都给花光，等我俩再回到街上的时候，俩加一块儿也掏不出张整囫囵的‘大团结’了。

无忧无虑的在街上溜达了两天，我俩开始考虑起后面这段时间的生活来，虽然说就一张‘工农兵’也能让我俩撑上个十天半月的，但那只是生存，不是生活，我俩心里很快就盘算起了旧路子，想要找个来项弄点挑费，把这俩月假给舒舒服服的撑过去再说。

现代小青年没钱了就回家找爸妈伸手那一套，在我们那年月是行不通的，且不说他们也没多少钱，就算有，只冲伸手跌份儿这一点，我们也是万万不会考虑的。

七五年的时候治安好了很多，远比我们当年乱哄哄的局面有序，我俩在外面这两天也没找着个来路，眼瞅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心里就有点着急了——在我们正百无聊赖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人找上了门来！

那天下午我俩窝在灯笼胡同老房子里面睡觉，刚醒，只不过想着没事就都不愿意起床，俩有一句每一句的逗闷子，闲乎海扯半天都饿了，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了老莫的菜肴上。

六八年的四九城，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玩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像我们这种胡同混的顽主，大多去的都是新侨，不过偶尔有钱也会到老莫去刷一顿，罐焖牛肉、奶油烤鱼、奶油蘑菇汤、奶油烤杂拌这几道菜还是都尝过。

提到吃铁勇就后悔起来，说是那老莫有道鹅肝和奶油列巴是极为有名的，可惜以前都没吃过，这次回来口袋里有几个钱还说去尝尝，没想到因为我的破事就秃噜着给花光了，言下很有点屎盆子扣我头上的意思。

当时我就不干了，立刻开始和这孙子掰扯起来，竖着手指头数落当时为了救他花了多少，多少鸡多少肉，让丫马上给我掏钱，不然就出去扛大个儿把花费给哥们整出来。铁勇毫不含糊开始耍赖，满屋转悠说是要找点东西出去卖了，死活也得把吃食钱给凑够。

我自己有多少家底心里还是清楚的，能闹腾的当年早就卖掉了，要不是怕别人说我败家，说不定那斗柜餐桌都不会剩下，当时我就安心躺在床上看着孙子转，嘴里边数落边打眼，生怕万一弄个什么东西出来哥们没注意到…就这时候，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敲门声。

铁勇这孙子刚把一箱子盖翻开就听见了响，手上的动静立刻就停了，按老路数也不开门，先提高嗓门嚷了声“谁啊？”再说。我家平时来人不多，猜着怕是我姨夫姨妈过来看看，所以这丫喊完之后立刻轻手轻脚的把东西放下，接着拿起床头搭着的军绿开始套，先把下半身的裤子给收拾出来。

我也从床上撑起了身子，抓过件汗衫照头上开始扒拉。

听见问，外面立刻传来了句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是叶阳东和铁勇同学吗？我啊，你们见过的，何军。还有我的老师潘教授。”

跟着外面传来了潘教授乐呵乐呵的声音：“叶同学铁同学，是我。”

一听是这帮子人，铁勇收拾衣服的速度明显就慢了，军装也不扣了，很随意走上去把门销子拉开，嘴里打着哈欠边说边往回走：“来，请进请进，随便坐…”脚一勾把俩趴地上的椅子拎起来，扯过件脏衣服在上面掸掸，“反正就俩椅子，你们看着对付。”

然后丫一屁股甩我床边坐下，手在我床头摸半天扯出根牡丹，装腔作势的塞嘴里点燃——我顺手从他嘴里把烟扯来塞自己嘴里，盘腿把捂着下半身的被子掖好。